伶人的特权

伶人的特权
李尚飞

宋高宗退居二线后，仍然不放过手中的权力，干预朝政。有一次，他设宴招待宰相级别的官员，在这样的场合，伶人表演杂剧以娱乐是经常出现的节目。这一次，伶人装扮成三个秀才粉墨登场。表演过程中，先问第一个秀才：你的家乡在哪里啊？回答是：我是上党人。问第二个，回答是：泽州人。问第三个，他说是湖州人。接下来，又问第一个秀才：你们上党出产什么药材啊？“我们上党出人参。”问泽州的，泽州人回答：“我们出甘草。”又问湖州的，湖州人说：“出产黄檗。”询问的人皱起眉头说：“为什么湖州会出产黄檗啊？药材中最是这个东西味道苦了。”当时皇伯就在湖州。高宗听到伶人们这么一说，马上明白他们讽谏的意思了，当即把皇伯招回朝廷，给予了闲散大夫的优厚待遇。

在宋代，伶人通过表演议论朝政、取笑官员是常见的事情。据北宋魏泰的《东轩笔录》记载，“至今优诨之言，多以长官为笑”（今天的伶人们，大多以长官作为嘲笑的对象）。南宋洪迈的《夷坚志》也说：“俳优侏儒，周技之下且贱者。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，有合于古‘蒙诵’‘工谏’之义，世目为杂剧者是已。”这句是说，那些被称作是“俳优侏儒”的杂剧表演者，虽然地位低贱，却能借着表演的机会讽谏时政，与古代那些能够通过诵读含有讽谏意味的诗歌来进行劝谏的“蒙诵”“工谏”的作法是一致的。

伶人通过杂剧表演，把皇伯所处的处境道出，比大臣直接提出建议要来得含蓄，来得委婉，也利于当权者接受。它的背后，往往还有着另一层内涵：就这件事情而言，被生活于社会下层的伶人们知晓，意味着民众们都已知晓，它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控者间接地接触民间舆论的一个渠道。既然民众有这样的诉求，统治者也是要重视的。说到底，它是政治开明与宽容的表现。

宋代有一句谚语：“台官不如伶官。”意思就是指那些专门负责给皇上提建议的官员，在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，还比不上伶人。这中间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就在于官员提建议的时候，比较直接，就事论事，有时免不了激烈，惹得皇帝下不了台；而伶人通过演出来提建议，则显得很是缓和，哪怕你不答应，也可一笑了之，完全可以不以为意；同时，官员的劝谏，属于摆事实讲道理之列，未免有点咄咄逼人，而伶人的演出，则形象而生动，将问题具体化，也就更能触动决策者的内心。

还是宋高宗的时候，有一个厨师给高宗煮馄饨没有煮熟就献了上去，高宗很生气，把他关入了大理寺的监狱。正好有一个表演的机会，富于良知的伶人们就上台展示了一出戏。两个伶人扮演两个读书人偶然相遇，见面后互相问出生之年。一个说生于甲子年，一个说生于丙子年。第三个伶人就说：“这两个人都应该押到大理寺的监狱里面去。”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夹子、饼子都是生的，和煮馄饨不熟是同罪。”高宗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就把那个厨师赦免了。
相比于讽谏皇帝的隐约婉曲，宋代的伶人对主宰政事的官员尤其是宰相的讽刺，可以说是不遗余力，入木三分。而大多情况下，这些官员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。而且令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在于，这些伶人的表演，甚至会影响到人心的向背，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压力。

王安石被封为舒王后，被祔祀于孔庙，这是历代名儒才有的待遇。夸张之处就在于，他的位置居然在孟子的上位，正好和颜回相对。这件事，实际上是他的女婿蔡卞主持的。伶人看不过去，正好在皇帝面前表演，就借此来了一场戏。他们把孔子摆在上座，孟子和王安石侍奉在侧面。孔子命令他们坐下，王安石就作揖让孟子到他的上位，孟子推辞说：就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来说，爵位就是其中之一，我仅仅是个公爵，而您贵为王位，何必谦虚呢？

于是，王安石就让颜回到上位，颜回说：我是个身处陋巷的平民，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，您是当代有名的儒者，这么推辞就有点过了。王安石于是坐在了上位。结果孔子也坐不住了，也避开了自己的最上座。王安石惊惶地作揖说：不敢。来来往往定不下来。这时子路在外面，气愤得受不了，就直接到了祠堂，拉住公冶长的胳膊就出来了。公冶长做出十分窘迫的样子，说：我犯了什么罪？子路责备他说：你怎么全然不去救助你的丈人（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）呢？你看看人家别人的女婿。这明显就是讽刺蔡卞了。这么一表演，朝廷大臣也觉得不符合礼节，所以后来，每次皇帝到学校考察的时候，就先用屏障把王安石的塑像遮蔽起来了。

伶人对现实的嘲讽之所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与曲艺行业的讽谏传统有关，如前所述，春秋时就有“蒙诵”“工谏”的作法，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朝廷与民间之间留下了一个缓冲地带，这个地带的存在，对统治者是有利的；同时，越到后来，随着专制政治的加强，它往往也会成为对当事人的度量的考量——连伶人的婉曲劝谏都不能接受，那是没有气度和容量的表现，自然会引起人的不屑。中国人历来重视民议，历来重视青史留名，倘若因为此事而给自己身上抹上污迹，那是不划算的。正是这些，却又恰恰给政治提供了开明的气氛——文艺节目敢于讽刺什么，常常是一个时代气候的反映。

宋代前期，在这方面是很为宽容的。比如，宣和年间，童贯带兵打仗，结果失败而狼狈逃窜。有一天还是皇帝举行宴会，教坊上去表演杂剧。他们装扮成三四个婢女的形象，可是装扮却都不同。其中一个额头上有一个发髻，说是太师的家人；有一个梳了两个坠在两边的发髻，说是郑太宰的家人；还有一个满头都是髻，说是童贯的家人。问他们缘故。第一个说：太师朝见皇帝，这是朝天髻。第二个说：我们家太宰祭祀完了后回到了家里，这是懒梳髻。到了童贯的家人，说：我们大王正带兵打仗，这就“三十六髻”。“三十六髻”谐音“三十六计”，就是“走为上计”，明显在讽刺童贯的逃跑了。在皇帝面前敢表演这样的内容，那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：童贯是徽宗极为信任的人，让他带兵打仗也是徽宗的主意，这样的杂剧，就不但是讽刺童贯的无能，也是含蓄地指责徽宗的用人不当了。但无论是大臣，还是皇帝，都没有过于计较，哪怕朝政腐败，这点雅量还是存在的。

我们都知道蔡京是个大奸臣，他甚至说过“既作好官，又要作好人，两者岂可得兼耶”这样的话。但到了宰相这样的位置上，他的度量也还是有的，这同样表现在对伶人的宽容上。崇宁二年的时候，他提出了把零碎的十文钱全换成一个值十文的大钱的建议，结果民间很是不便。伶人就从现实出发，装扮成卖浆的，有人投了一枚大钱，饮了一杯，让找钱。卖浆的说，市面上还没有钱，让他继续饮，那个人又喝了五六杯，鼓起肚子说：如果让相公造出一百文的大钱，那该怎么办啊？皇帝听到后，法律就因此而改了。蔡京也没有说有其他表现。

但到了南宋偏安一隅之后，国势日衰，政治氛围也便转向了严酷，伶人虽然还是继承传统继续做一些讽谏时政的事情，但自由却受到了限制，而且往往还会遭到惩罚。史弥远任宰相的时候，权势炽人，他让李知孝、梁成大等人作为他的鹰犬，打击那些与他作对人的。而那些无耻之人也趋炎附势，投机钻营，以求升官。有一次，皇帝设置宫宴的时候，伶人出场了。有一个伶人拿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使劲在那儿钻，钻了很长时间不能钻开，于是叹息说：“钻之弥坚（越钻越硬）。”另一个伶人打他的头说：“你不去钻弥远，却想钻弥坚，当然钻不进去。”这是赤裸裸的讽刺，在座的人都非常害怕。第二天，毫无气度的史弥远就把伶人打了一顿赶出境内了。

还是史弥远做宰相的时候，在府内设宴，让杂剧伶人表演。其中一个扮成士子的形象念道：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”旁边的一个人说：不对啊，应该是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四明人。”这很显然是讽刺史弥远这个四明人任人唯亲了。自此之后，相府里面再摆宴，再也不表演杂剧了，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年。

总体来看，伶人之所以能用杂剧的形式仗义执言，婉曲讽谏，除了传统的原因，主要还是要看时代的政治气氛。但有一点同样重要：伶人的表演要生动，要幽默，要机智，从以上所有的例子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在相关的表演中，他们将诙谐、风趣和时政融为一体，戏谑调侃，恰如其分，这又考验到伶人们的才能和智慧了。